“三沟经验”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充分展现了干部群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精神。1964年3月，阜新县委在总结推广“三沟经验”的同时，将“三沟经验”升华为：“因地制宜、统筹兼顾、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三沟精神”，并积极弘扬。2004年，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其再次升华为“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新时期“三沟精神”。

“三沟精神”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在建设家乡的探索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从“三沟经验”升华为“三沟精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其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是独特的地域性。一种精神的产生、发展离不开革命实践提供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时空条件。“三沟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历经磨难、饱尝艰辛、不屈不挠、战胜恶劣自然环境，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阜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三沟精神”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脱离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三沟精神”就不可能形成。

二是较强的实践性。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三沟精神”属于认识范畴，属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其最根本、最原始的来源，只能是革命实践。没有“三沟经验”的生动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三沟精神”。

三是普遍的指导性。在哲学思维的视域中，政党的精神应该是它对团体成员都具有的普遍意义的指导作用。精神是事物的本质，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表现出对事物理性思维的认知。相对于“三沟精神”而言，其普遍意义就在于：它集中了我们党作为一个整体的精神面貌，疑聚了个体党员意识中普遍的、共识性的思想。“三沟精神”是把具有正能量属性的认识上升为一般的、普遍的共性意识而凝结为政党精神。

四是向上的引领性。“三沟精神”凝结的共性是与社会进步与发展性一致的，代表着积极向上的社会思想和精神内容。“三沟精神”不是源于对一时一事的抽象思维，不是局限于“三沟”自身发展的考量，而是基于对社会全局发展的历史性思考而形成的大思维。显然，以此为前提确立的“三沟精神”，有着无可估量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价值。

五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三沟精神”作为党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种政党精神，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是通过党的整体和党员个体活动过程表现出来的。“三沟人”战天斗地、改变家乡面貌五十余年的奋斗实践证明，党的先进性是“三沟精神”的“脊梁”。“三沟”之所以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有坚强的党支部和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带领着人民群众在奋斗。只要党组织发挥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作用，只要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奋斗在前，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作为“三沟经验”的创造者，潘永富、闫国荣、崔景明、包清福、欧力玛、海宝、白永贵等人成了“三沟人”的领头雁，他们成了闻名全国、省、市的劳动模范，人们学习的楷模。广大干部群众跟着他们学、跟着他们干，干出了一番业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生态建设中又涌现出许多“三沟精神”模范人物，使“三沟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李振江是福兴地公社党委书记，他利用八年时间改造“塞北沙荒”，带领群众植树造林9万余亩，绿化了44座山头，使福兴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7％，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贫穷落后的福兴地发生了显著变化。1989年，李振江荣获了“全国绿化奖章”。

国华乡党委书记单洪恩组织干部群众在国华乡封山造林，把一座座禿山变成了花果山，使荒沟河滩变成了葡萄园，打造出了“山顶松树戴帽，山坡两杏（红袍杏、扁杏）围腰，山脚葡萄经济林拥抱，庭院河滩麦菜环绕”的山区立体生态型农业模式，得到了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1996年，国华乡被辽宁省政府命名为“林果之乡”。

优秀的共产党人和模范人物是“三沟精神”的可视性存在标志，他们代表着党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永远值得肯定和褒奖。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由优秀护林员到造林大户的招束沟镇乌兰大巴村共产党员韩振山；辽宁省劳动模范，承包荒山造林的化石戈镇万德号村张麻子沟村民庄子振；阜新市劳动模范，承包荒沙滩造林的平安地镇莫古土村村民刘崇礼；辽宁省劳动模范，务欢池镇广民村党支部书记盖德；全国劳动模范，卧凤沟镇宫官村党支部书记范守贵等人，都为植树造林，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林业生态经济，建设生态型农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引领了一个时期造林绿化的发展。